邵学成 | 重走太阳神之路

一件尘封在地下库房的犍陀罗石雕文物，原本无人问津，却意外揭开了一段被世界遗忘的探险传奇——它由一位几乎失踪于学术史的英国学者发现，也曾被列入1938年考古图录，却从未再露面。追寻这件文物经纬时，引出一条横跨英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的青年学者觉醒轨迹，也唤醒了关于信念、知识与正义的回忆。

博物馆仓库的意外发现

2024年10月，我们应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CAMLab）与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邀请参与文化援助工作已持续数月，巴方为保障人身安全，行程全部保密，我们自始至终在博物馆地下库房奋斗。虽然不为外界所知，每日穿梭于库房沉重的灰尘与雾霾天气中点校文物，埋头整理百年前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的犍陀罗藏品，协助建立数字化档案，我们却因触摸到更多文物真实细节，感到无比珍惜与兴奋。

太阳神柱头，3—4世纪 白沙瓦博物馆藏

10月14日在库房作业时，我们意外发现一件罕见的太阳神柱头石雕，科林斯柱头中雕刻有太阳神驾御马车形象，片岩石质，雕刻技法娴熟，应为寺院建筑的构件。太阳神崇拜自公元前3世纪便流行于欧亚丝绸之路，也是印度、伊朗与希腊三种文化融合的象征，代表了古人对光明正义理想的向往。最著名的实例当属阿富汗巴米扬东大佛天井的太阳神壁画，该天井壁画于二十多年前战乱时被毁（或据传遭窃失踪），举世瞩目，留下遗憾。过去我常年参与阿富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对这一类别的造像格外敏感。这件太阳神题材极具艺术张力，我们立即拍照存档，并着手逐步核对。

入夜，在栖身的旧英国兵营改建的宾馆里，我继续核对太阳神造像的背景。令人惊讶的是，这件太阳神曾出现在1938年英国考察队报告中，出土地为斯瓦特的阿巴斯·钦那寺院（Abaaschina）。按理说，依据当时特殊殖民时期关于发掘出土分配的协定，该次发掘所得归英方所有，并带回英伦。那为何这件文物却留存在白沙瓦博物馆？

回溯当时，1938年6月至10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讲师巴杰（Evert Barger，1910—1975）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V&A）助理策展人怀特（Philip Wright）联合发起了对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探险考古，历时三个多月。他们在犍陀罗腹地的斯瓦特山谷发掘近十处遗址，这是继斯坦因1926年调查斯瓦特后，第一次开展的系统性发掘项目。田野发掘工作稳定有序后，巴杰留下怀特继续发掘，自己带队越境进入阿富汗，对瓦罕走廊及北部古巴克特里亚地区展开调查，并首次在该地区确认存在希腊化风格石质建筑遗存。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希腊王国势力在巴克特里亚存续的史实，也挑战了过去“希腊城邦皆为土坯砖结构”的既定认知。

考察队将部分出土文物带回英国，并于翌年春在V&A美术馆举办大型展览。调查涉及多处空白区域，这些成果也使巴杰在佛教考古与希腊化研究领域迅速崭露头角。尽管这件太阳神造像曾被收录于当年考察报告的图录中，但描述简略，语焉不详。然而从图像比对来看，微笑的太阳神气质神态不可复制，几乎可以确定与我们在白沙瓦博物馆库房中发现的这件为同一物。在犍陀罗造像中，尤其是大型石雕单体造像中，几乎找不到完全重复的样式，这正是其艺术独特性的魅力所在。

正因如此，当我发现图像与实物高度相似时，心中反而升起疑虑。我不断提醒自己：相似，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直接关联，而推论必须慎之又慎。

遗憾的是，巴杰好似昙花一现，在1938年考察后并未继续发力。随着二战的爆发，悄然从学术研究的舞台上隐身。他在犍陀罗领域的贡献在当代学界中几近被遗忘。巴方这边的文物档案因历史原因散佚，有限的资料检索所得，仍难以解答我心中疑问，遂将此事报告萨马德局长（巴）与李美贤老师（香港），两位一直支持指导我们的科研。在得到他们的理解与鼓励后，我们决定前赴英国，对文物与档案进行核实。

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

伦敦，这座城市既苛刻挑剔，又崇拜探险英雄。1938年10月，巴杰考察归来、大获成功，荣誉与掌声扑面而来，媒体甚至追捧他为“沙漠里的劳伦斯第二”。但仅仅半年前，他还饱受质疑与冷嘲。巴杰最初制订的探险计划是前往中国新疆，以期完成横穿亚洲大陆的探险壮举。他在1936年便为此筹备，并于次年春独赴伦敦求援，试图寻找同行者和赞助。

早在1929年巴杰在牛津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便不安于学究课堂，他与友人仅带数英镑，追随十字军东征路线穷游欧洲、巴尔干半岛、叙利亚、耶路撒冷和开罗，向“沙漠里的劳伦斯”的十字军考察行为致敬。此后，他深入伊拉克与伊朗考察，并加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争取其赞助支持。这段不凡经历磨炼了他组织协调、筹款和实地探索的多重能力。

1938年12月，《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的探险队消息

然而巴杰的考察计划在当时的伦敦学界无人问津，欧洲诸多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探险家掠夺带回的亚洲文物，已够满足贵族的猎奇和审美趣味，在他们看来巴杰并无特殊之处。真正给予支持的，只有考古学家惠勒（Dr.Mortimer Wheeler），不仅传授最新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还引荐他前往V&A美术馆，拜访被誉为“亚洲通”的考德灵顿（Mr.Codrington）。考德灵顿听闻后全力支持，协助筹措资金与派遣技术人员随队同行，等待巴杰办妥政府手续后就出发。

不久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新疆局势也陷入动荡，英驻华使馆明确拒绝巴杰进入新疆，巴杰不得已放弃原计划，将目光转向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但这一选择，有三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一是法国长期垄断阿富汗考古，有排他协议；二是由于英阿两国三次战争的思维惯性，阿富汗政府对英人任何形式的科考都充满戒心；三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因部族动荡，对学者并不欢迎，担心其行动引发更大安全隐患。

从政治上来看，巴杰所选的时机正值二战欧洲战场阴云密布，英印殖民体系濒临崩溃，而英法政坛仍沉溺于绥靖政策之时。再者“日不落帝国”对殖民地的文明探索也并非真有兴趣，不肯投入花钱，此时英属印度考古局已将田野发掘与博物馆事务委托给本地人员维持，保守而消极，学界也只有部分领域的零星研究。

以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与犍陀罗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在亚历山大东征后的两百年间处于希腊化王国统治下，兴都库什山与印度河之间出现多种艺术混合现象，犍陀罗佛教美术就是代表之一，其兴衰是个谜团。然而相关古典文献极其稀少，学界几乎只能依靠钱币拼凑出其王朝图景，这也促使历史学者必须回归田野与实物，重建可靠的文史证据。法国学者在阿富汗与犍陀罗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他们依赖市场流通的艺术品与来历不明的收藏品，构建出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发展图式。这种以藏品风格为基础的对文明史的诠释体系，逐渐受到考古学界的质疑，但又因为缺乏田野发掘佐证，质疑声也只能隔靴搔痒。

巴杰主动联系了法国和阿富汗学人，恳请给予考察的机会，并终获许可。1938年7月，巴杰脱下大学讲师的长衫，作为队长率领少壮派青年考察队涉险踏上兴都库什雪山，泅渡夏季洪水暴涨的河流，开车越野于戈壁荒漠，避开当地山林土匪，历尽艰辛，成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挖了几铲子。

等到10月归来时，考察队竟带回36箱出土信息明确的考古文物，随后收藏展览做得有模有样。巴杰得意地宣称：法国学者依据风格学所建立的艺术史理论，有可能会被田野考古的每一个发现推翻。此后他们的事迹登上期刊报纸，并活跃于各种演讲会议，一度成为学界的焦点。

随着巴杰生平的脚步，我在师友协助下，走访V&A美术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博物馆等机构，查阅核对涉及探险队的所有藏品。果然，这件太阳神造像并未出现在英国的任何馆藏中。更蹊跷的是，甚至文博工作人员也并不了解巴杰更多信息。按常理说，以巴杰青春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原应拥有更灿烂的人生。为何1938年风头无两的巴杰在归国后喧嚣一阵，竟迅速从文博界消失了？

加入援华抗战赈济救援队

“有佛法，就有办法。”这是香港敦煌之友主席李美贤老师常鼓励我的一句话，去年李老师探访白沙瓦和斯瓦特博物馆，就叮嘱我多注意与中国的联系，并帮我联系香港学界支援。我重新翻阅巴杰发表于1941年的报告Excavations in Swat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Oxus Territories of Afghanistan，在其序言中发现一则细节——1940年5月，巴杰在香港落笔寄出此文，并且罕见地感谢曾被他当初批评过的法、阿、巴方学者。

他为何选择在香港发出这份报告序言？是偶然的旅程，还是背后另有深意？

1940年5月23日香港《孖剌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的巴杰援华报道

在师友协助下，我检阅了当时报纸，赫然发现一段报道：

巴杰以布里斯托大学讲师的身份来港，领导一支由英国红十字会支持的援华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多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同情支持中国、被称作“红色希尔达”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1899—1967）合作，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支援中国抗战。

巴杰与搭档怀特漂洋过海前来中国支援抗战，途经香港筹备物资期间，来自学界与上流社会的友人纷纷为这几位英国青年壮行。港人深知此行凶多吉少，祝愿与不舍写入当年的多篇报道。那是中国孤军奋战最艰难的时期，英法自顾不暇，甚至在日本压力下，1940年英国一度关闭援华生命线滇缅公路。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也恍然大悟，巴杰此刻投身中国抗战，意味着放弃一切学者荣誉，也意味着九死一生——他将深入中国抗战前线，与吾国军民一起出生入死。

巴杰的事迹已化成一则则短讯碎片散落，我也拼凑出历史考古学者巴杰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一位义无反顾的国际志愿者。他也有很多高光时刻。1941年3月巴杰冒死带队驾车从贵阳直驱延安，顶着日军无差别轰炸，千里走单骑，尝试将数吨紧急医疗物资送往最迫切需要的红军手里。同仇敌忾多悲歌，同年12月，香港陷落，曾送行巴杰的友人们惨遭毒手，应有许多人没能看到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3年12月，巴杰返回伦敦，为中国抗战奔走宣传、筹款募捐，已被法西斯炮火炸醒的英国学界这次没有忘记他。巴杰被邀请登上皇家地理学会的最高荣誉讲坛，那是斯坦因等传奇探险家才能登上的殿堂。巴杰在演讲中表示自己因援华抗战暂时搁置了研究，但仍分享了自己对阿富汗气候周期性变迁与游牧历史演变的独家理解，并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表达了高度期待。

幸运的是，二战结束后巴杰活着回到了英国，一起援华的青年人中也有人后来成长为汉学家、考古艺术史学者，但一些人永远长眠在了中国大地。

寻找太阳神之路

为了厘清这件太阳神造像在当地的来龙去脉，在师友帮助下，我们重新踏上了巴杰探险队的旧路。考虑到202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为这次行动赋予一个象征意义的名字——“寻找太阳神之路”。

我们沿着那些即将被岁月湮没的古道，一处一处地排查遗址，搜集近年来的发掘资料数据，并走访部落里曾协助过巴杰的后人。在这一过程中，熟稔当地体制的队员张慧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与当年巴杰岁龄相仿，看着她在困境下奋不顾身的身影，我在想或许当年巴杰也是如此吧。

随着线索汇聚，我们终于厘清了脉络。原来，巴杰在斯瓦特展开调查时，当地部落领袖为表示欢迎，从民间征集物中精选这件太阳神造像作为赠礼。巴杰接受了馈赠。随后，巴杰带队至传闻发现太阳神造像的地方进行发掘，也出土收获了一批文物。但此物并非正规考古出土，因此未被列入携回英国文物清单。或许出于保护之意，便将其存放于白沙瓦博物馆。这便是为何报告图录中出现此太阳神造像图像，却未随其他文物一同运回伦敦的缘由。

就在我们准备核实更多细节之际，印巴空战突然爆发，我们被迫中断调查，撤出巴基斯坦。此时正值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热映，幕后真相的追寻过程让人唏嘘。我不禁想起曾与巴杰并肩援华抗战的希尔达，在香港被俘后的四年残酷岁月里坚持斗争，与医生丈夫坚守岗位，冒死向盟军提供情报，持续为反法西斯贡献力量。然而美国情报机关未能重视这条“暗线”的价值，最终在行动中误炸了运输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酿成悲剧。

多年后希尔达去世，年逾花甲的巴杰亲自为她撰写悼词深情缅怀：“在那个全世界政府背弃中国的年代，只有像希尔达这样的普通人依旧坚守道义，向英美发出呼吁，在香港发动大规模募捐，将善款汇集，设立装满医疗物资的仓库，并绕过日军战火封锁，将物资送往中国内地。希尔达也亲自深入战区，以了解实际情况。很多人深受其鼓舞，来华支援……”这也是我读到的有关巴杰的最后一条公开消息。

他们曾在这片严酷却迷人的亚洲土地上跋涉千万里，脚下沾染着殖民战乱时期的血尘；也在时代的洪流和动荡中摒弃偏见，重新定义了“探险家”与“知识分子”的意义；也曾在中华民族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站在中国人民的身后，做了英国政府力所不能及、但极其关键的事情——维系中国人民对“正义”与“友谊”的信念。

巴杰的故事还未叙完，巴基斯坦的萨马德局长传来讯息，据说在斯瓦特新考古出土一件太阳神文物与之类似，请速来核察。我看后一瞬间陷入沉思，想起那太阳神的神秘微笑，仿佛主角来不及谢幕说声告别珍重，就匆忙合拢了幕布，曲未终却灯暗人散，只留下舞台上的空白座椅，任凭想象。透物见人，如同我们未完成的“寻找太阳神之路”考察一样，何时再重启呢？

（作者为哈佛大学CAMLab特聘研究员）